各国对法官职业伦理的监督和管理都不外乎行为和言论两个方面。
这种取得具体权利的条件的根据可能是基于其他(如烟草专卖)，但不是基于理性。私法自治之根据，在于人既是自由又是自律的，他们遵循着道德律令，因此，他们的自决是符合主体双方的利益且符合社会整体利益的。
梅迪斯库认为，法人就其宗旨而言被视为归属载体。不满足条件，不能取得主体地位。{29}[美]John Chimman Gray:《法律主体》，龙卫球译，《清华法学》2002年第1期，第245页。{32}转引自注④，第46页。{8}人格有多重含义：第一，指私法主体，权利义务之归属者。
例如，结婚能力应当以年龄为条件，未达到法定婚龄所缔结的婚姻无效。对此，立法不得不容忍。[25]林丽娥：从正名思想谈〈公羊传〉对孔子华夷大义的阐发，《管子学刊》，1994年第1期。
在近代，地理问题更是受到了政治学家们的高度重视，霍布斯、孟德斯鸠、汉密尔顿、托克维尔等思想家，都对此问题作出了深邃的思考和论述，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被扣上了地理决定论大帽子的孟德斯鸠。可参见赵鼎新：《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中对于战争和政治管理体制变革关系的论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而不管四夷相对于处于中心的诸夏在生产方式、风俗习惯方面有多么大的不同，但其始终与诸夏一起，属于天下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东方的从事农耕生产的东夷，南方的荆、越等所谓南蛮。
而华夷之辨实际上具有相对性。[4]如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吕思勉先生的《中华民族史》、徐杰舜的《从多元到一体：中华民族史论》，包括日籍华裔学者王珂的《民族与国家：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思想系谱》一书中对中国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背后的思想演绎做了精彩的分析，王明柯的《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根基历史的文明与情境》等系列作品则分析了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中的认同塑造问题。
[13]武王伐纣时的军队根据《尚书·盟誓》的记载也堪称多民族联合军团。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所确立的中央王朝的大一统政治叙事，通过对大一统理念中所蕴含的政治的稳定性、统一的最高性的强调，在有力的淡化了华夷之辩的同时，也确立了自己作为中央王朝的正朔地位。春秋、战国时期中原诸侯国礼崩乐坏的行为也被认为是失德，而秦以边陲蛮夷小国的身份最终统一六国也代表了天命、人心所向。来源：原刊于《石河子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 进入 常安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多民族统一国家 天下观 华夷之辨 大一统 。
所以商的统治者虽自认为是天帝之子但失德之后照样不再享有天命而被起于西垂的蛮夷小邦周取而代之。[44] 《晋书?苻坚载记下》。在生产力并不发达的上古时代，特定的地理空间，无疑深刻影响着生存于这个空间中的先民们的生活、生产方式、认知世界的观念。[7] 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上海文艺出版社，第1-2页。
[37] 如宋代曾在今陕西、甘肃、四川等地专门设立马市，专营以汉区茶叶换取藏区马匹之业，从此茶、马等商品的固定交换，成为两族人们不可缺少的生活必须品，也进一步密切了汉、藏等各族人民的联系，见王贵、喜饶尼玛、唐家卫：《西藏历史地位辩》，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第50-52页。[24] 华夷之辩说在春秋时期的滥觞，大致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
[47] 萧启庆：《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8-49页。游牧的兴起，和公元前16世纪到10世纪北方草原气候突变为干旱导致传统的原始农业畜牧兼营无法进行，必须向更远的地方寻求水、草资源有关。
[6]但在这个一面邻海、三面为陆上高山或戈壁阻隔的整体性的半封闭的地理空间中，内部则是四面八方各个地区都自成格局、各有创新，也有交流、按照许倬云先生的划分，可分为北方沙漠与草原的草原文化、黄河流域的农耕文化、东南沿海的海洋文化、西南的高山文化、西北的丝路文化。因为，按照从商以来中国政治传统中的正统观，中原地区一向被视为天下之中心，只有定都在中原才有资格称之为正统，具备统治天下的合法性。因此，中国历史上所谓的华夷之辩，一方面其在不同时代强调程度大不相同，另一方面其标准和近代西方民族主义中的种族主义成分不同，也不同于西方古代如古希腊所谓野蛮人的种族之争。[10] 李学勤：《古本竹书纪年与夏代史》，《华夏文明》，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辑第159页。唐统治者的怀柔远人、义在羁縻[53]的民族治理方略，为各族人民的交流提供了一个安定的环境，强大的政治实力与完备的边疆民族事务处理机构，也确保了多民族王朝的边疆安全，当时的唐天子，同时有天可汗的尊号，这也说明唐作为一个多民族王朝的强盛程度。[11] 赵云田：《中国边疆民族管理机构沿革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4页。
实际上，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发展进程中的两个重要朝代，元与清，都是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后建立的中央王朝。继秦之后的两汉，存世约400年，是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进一步发展阶段，汉族的名称也由此而来。
东周时期，戎狄进入中原更为频繁，还建立了几十个大小不等的小公国，当时的周天子所在地洛邑也几被戎狄所包围。当然，这种互相斥责背后，本身也恰恰反映了无论是汉民族还是非汉民族都以认同中华、统一天下为己任的中国观。
而从上面《公羊传》中对于华夷的描述也可发现，即使在一向被认为是强调夷夏大防的先秦儒家心目中，华夷的评判标准也不是人种，而是文化。[49]秦王朝在中央设立典属国、典客等职处理少数民族事务，在地方边疆多民族地区根据具体情况或是设立群、县以加强直接统治，或是设立道即凡县主蛮夷曰道，[50]或者在边疆少数民族臣服中央统治的基础上赋予其具体管理权即属邦。
[3]因此，对于这个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过程与原因探析，也自然成为中外学者所共同关注的一个历史、政治、文化命题，并给出了各种角度的解说，相关成果也颇为丰硕。其济、洛、河、颍之间乎。其后完成统一的隋及继之的唐，兼采不同民族政权治理优点的政治体制[52]，重建了统一的多民族王朝，对边疆民族事务的处理也到了一个相当成熟的阶段。大一统 如果按照费孝通先生关于中华民族发展史中自在时期、自觉时期的划分，那么，中华民族在近代面对西方列强所形成的自觉意识无疑是建立在中华民族五千年漫长的自在时期的基础上的。
但中原诸侯国却因为这种领地的被占领以及物资的掠夺而产生对于蛮夷的敌意和仇恨。[23] 如率先提出尊王攘夷口号的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诸侯国中的第一位霸主，需要指出的是，所谓攘夷，并非将夷狄驱逐出中国，而是将其降服，即所谓的和犬戎，正诸华。
所谓华夷界限在三代之时并不像后来那样泾渭分明，中原部族也没有后来那么浓厚的优越感和文化中心意识，中国不同地域的考古发现也可佐证这种文化中心多元化的格局。费孝通先生等也有类似论断。
在西藏则采取扶植喇嘛教的政策，并制定了一系列政治制度以解决西藏内部僧俗之间的政治纠葛。中国上古史中的三皇五帝、尧舜禹等所领导的部落联盟，实际上就是这样一种由不同民族、部族集团所组成的政治联盟[9]。
但任何政治安排都无法一劳永逸，清前期采取的划东北为封禁之地、区隔内地与边疆的政策固然确保了清统治者对内地与边疆地区分而治之的统治需求，但也给近代以来西方殖民者在中国边疆的分裂活动以可趁之机，更给清末旨在通过立宪实现边疆地区的有效整合的民族国家建设凭增难度，甚至一定程度上我们今天的一些民族问题如果追根溯源也可溯及到清代对于边疆民族治理的政治安排。孔子所做《春秋》中对于春秋时期诸侯国国君的评价，也是根据他们是否遵循礼乐文明来评判，而与其民族出身无关。[24] 可参见《春秋》中大量关于征讨或者与夷狄结盟是否正当的讨论。[51]另外，两汉时对于西域的经营，一方面加强了西北边疆地区少数民族与内地的交流，另外一方面也巩固了多民族国家的西部边疆。
见其著《中国政治思想史》，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55页。下面，笔者就将对华夷之辨与大一统进行进一步分析。
元代前所未有的民族大迁徙与大混居，很大程度上奠定了我们今天民族分布的基础。[21] 甚至在公元前636年，周王也在戎狄的帮助下讨伐郑国。
[48]《史记·始皇本纪》。[32] 《清世宗实录》卷一百三十，雍正十一年四月己卯。